我国古代体育的源头，可追溯至上古社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重要需求。对神明祖先的祭祀和对部落生存的武力保障，成为孕育早期竞技活动的沃土。而“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”式的规范性祭祀活动，常伴随娱神乐众的歌舞与竞技，为后来体系化竞技盛会的出现奠定基础。

商周时期，祭祀中的乐舞、竞技更趋复杂化、仪式化，成为后世融竞技、军事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态诞生的前提。《诗经·车攻》中描绘的“之子于苗，选徒嚣嚣”的盛大田猎活动，虽然是带有竞技意味的军事演习，但其中的追踪、围捕、骑射、车战等综合演练，可谓古代综合“运动会”的雏形。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形态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演化，并从以礼制核心向世俗化、娱乐化、专业化方向拓展，逐渐演绎出不同类型的“运动会”。

丰富多彩的“运动会”竞技舞台

丰富多彩的竞技运动形式，为古代不同类型的“运动会”提供展示舞台。自周代伊始直至明清，均出现了具有竞技特点的不同类型“运动会”。

以射礼为核心的射艺单项“运动会”。这是我国古代最早、最具象化，且在形式上高度仪式化的一类“运动会”。在周代已经形成完备的竞赛体系，主要包括大射、宾射、燕射和乡射四大主体竞赛类型。“三番射”是贯穿各类射礼的核心程序：第一番射“贯而不释”，无论参与者射中与否都不计成绩，强调的是对射者基本礼仪的考察。第二番射“不贯不释”，属于正式比赛，参与者的箭头必须刺穿靶子才算成绩，负方需站着将罚酒喝完，再向胜方拱手行礼。体现“中礼”与“中的”的双重标准。第三番射“不鼓不释”，整个射箭比赛需要礼乐结合，乐工演奏规定曲目《诗经·召南》中的《驺虞》，射者亦要按照乐曲节奏跟着鼓点发射，否则即使射中也无效，体现“中礼”“中节”“中的”的三重标准。第三番射结束后，公布比赛结果，负方射者喝罚酒，并向获胜方行拱手礼，至此“三番射”全部完成。

以百戏为主体的综合性“运动会”。这是自汉代开始盛行的一类独特的大型综合性“运动会”，主要在盛大宫廷庆典、节令庙会、民间集市举行。举办的场所多为广场、露台以及临时搭建的“戏场”等开阔场地，观众围聚观看，有俳优或专职官员等主持人串场。这类综合性竞赛、表演的特点在于“奇”“陷”“力”“巧”，既有角抵、扛鼎、寻瞳、走索、跳丸剑等竞技性项目，亦有幻术、马戏、俳优歌舞等表演性项目。发展到宋代虽规模变小，但在竞技、表演项目的设置上更趋精专，如宋代常见的相扑、水秋千等。

以武艺为主体的竞技与表演性专项“运动会”。这类“运动会”多是以军事较技与民间较艺擂台的形成呈现，共有四种类型。比赛过程中，强调“既得艺，必试敌”的实战性，以及“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”的强身健体与武德修养特点。

蹴鞠，汉代是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，并出现专业的“鞠域”“鞠城”“鞠室”等球场，形成《鞠城铭》等竞技规则。发展至宋代，以两队对抗为特色的专业“筑球”队和个人/多人花样踢法的“白打”蹴鞠，成为宫廷庆典和都市民间“运动会”的主打项目。击鞠，中国古代的马球项目，唐宋风行一时，宫廷、军队、贵族男子极为热衷，出现专用的球场、球杖和“鞠”（球），多在不同时期宫廷和军队“运动会”中展现其竞技特色。舟船竞渡，源于南方水乡的生产活动和祭祀仪式，唐代以后更将龙舟竞渡发展成一项激烈的水上竞速运动，有龙形舟、鼓手、舵手、划手，极具观赏性和团队精神，在民间节庆活动中，是一项备受大众欢迎的竞技活动，发展至清代，成为宫廷“运动会”常设的竞技表演项目。

超越竞技的文化遗产

“运动会”的举行及其融入的一系列竞技项目，实际上是提升国民身体素质、磨砺战斗技能、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。例如，武举制实行的一些竞技考核项目，其目的则是为国家输送军事人才，彰显出强健体魄以保家卫国的鲜明特色。许多竞赛活动，如射礼、蹴鞠、捶丸等，是实践儒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伦理的重要载体，通过仪式化的竞技活动涵养心性、规范行为，具有道德教化、礼仪养成的作用。

在古代“运动会”的举办过程中，多将大型节庆活动，如歌舞、社火等融入其中，而民间体育结社也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交往与组织的平台。这体现出一种全民狂欢的盛会特色，客观上推动区域之间的交流、增强地方和国家认同感。通过娱乐身心、丰富生活，促进表演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发展。

古代“运动会”不断促进体育游艺技艺的传承与创新。盛行于汉代、传承于宋代的综合性百戏，促进体育、杂技、舞蹈等技艺的传承与精进；开启于唐代的武举和之后不断推出的民间擂台竟技，推动武艺武术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；蹴鞠活动在汉唐时期规则的完善、马球活动于唐宋时期的流行、冰嬉在明清时的昌盛等，都体现出运动项目在技艺创新方面的发展。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活动，通过不同类型“运动会”的展示，成为促进文化交流、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。（来源：人民论坛网）